当2024中国（淄博）国际陶瓷琉璃博览会金秋启幕，琉璃以主角之姿与陶瓷共舞，让“世界琉璃看淄博”的美誉再添新辉。这抹跨越三千年的流光，从战国随侯珠的幽蓝华彩中走来，在博山窑炉的烟火里锻造成型，于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一展身姿。
用一脉相承的匠心与革新，书写着一部熔历史厚度、工艺精度与时代温度于一炉的工业传奇。从宫廷仪典到市井生活，从手作微光到璀璨星河，淄博琉璃在文明的长卷上勾勒出属于东方的美学坐标，让古老手工技艺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生。
在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里有一件珍藏——战国琉璃珠，在古代它有一个特别美的名字叫夜明珠，战国时期也叫随侯珠，与和氏璧齐名。
琉璃，又称流离，战国时期便是王宫贵族权力的象征。吴王夫差剑和越王勾践剑的剑柄上，都镶有蓝色琉璃，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身份的象征。
彼时的琉璃以铅钡为材，因依附于青铜器冶炼工艺而稀有珍贵。“琉璃在战国时期的尊贵性，体现在它与王者之剑的结合，这种工艺象征着权力与技艺的双重巅峰。”市政府原副秘书长、专著《中华之光 淄博三宝》作者王新平在解读文物时指出，宋代以后，淄博琉璃非常发达，烧制陶瓷的釉料在高温下流入足底出现釉滴，制陶人想方设法用陶瓷釉原料取代铅钡原料制造琉璃，最终造出了价格低廉、普及大众的钾钠琉璃。
1982年，博山大街百货大楼工地的偶然发现，掀开了淄博琉璃史的重要一页。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出元末明初琉璃窑炉遗址群，1处大炉、21处小炉及簪、珠、环等制品，印证了博山作为“琉璃之乡”的悠久历史。
“每次路过建筑工地，我都会特别留意土层中的蛛丝马迹。”市博物馆原修复师毕耜良回忆发现遗址的过程。经过半个月的发掘，遗址出土的洪武通宝铜钱与元代瓷器，为断代提供了关键依据，证实博山在元末明初已形成规模化生产，成为国内最早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琉璃基地。
明代是淄博琉璃的“黄金时代”。《青州府志》载，“琉璃器，出颜神镇，以土产马牙、紫石为主，光莹可爱”。明代以后，博山成为中国琉璃生产的中心，世代沿用“琉璃”的名称。
“珍珠玛瑙翠，琥珀琉璃街。”这是流传在淄博民间的一句顺口溜，里面提到的琥珀琉璃街指的就是今天淄博博山区的西冶街。
明朝初期，博山设立琉璃炉厂，征召能工巧匠归入造办处，专门烧制青帘等贡品，“琉璃之贵者在青帘”的赞誉流传至今。西冶街作为核心产区，呈现出“家家燃炉、户户塑形”的盛景，前街后巷尽是炉火映照的匠人身影。“冶”字不仅代表冶炼工艺，更勾勒出博山作为琉璃重镇的产业图景。
清代大学士、博山人孙廷铨所著《颜山杂记》，堪称中国琉璃工艺的“奠基之作”。这是博山最早的地方志，也是被公认的中国最早撰写关于琉璃的书籍，其中的“物产·琉璃篇”，全面完整地记载了琉璃配方、材料、颜色、工艺、产品及其部分考证。正是这些文献记载，奠定了博山琉璃工艺作为中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至高地位，这部书也成为后世国内外学者和从业者研究中国古代琉璃历史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三百年后，博山美术琉璃厂高级工艺美术师张维用对《颜山杂记》全书进行了校注，他也是1995年版《淄博市志》中“琉璃志”的主要编纂者，其撰写的《博山琉璃》一书，对淄博琉璃的传承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琉璃志”中记载，近代以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古老的琉璃开始从传统的手工生产进入到工业化生产。值得一提的是，1924年，由于“爱国牌洋烟嘴”适销对路，博山琉璃生产一度出现了“洋嘴子市”的短暂兴旺。至20世纪30年代，博山琉璃生产从业者多时达4000多人，大炉炉户50家左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淄博琉璃产业迎来结构性重构。从1951年成立的博山炉业料器供销生产合作社，到形成博山美术琉璃厂、博山灯泡厂、南定玻璃厂“三足鼎立”的格局，产业从个体作坊迈向集体化、工业化。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原博山美术琉璃研究所所长王孝诚表示，琉璃、玻璃都源自同一种物质，配方不同，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直到21世纪初，博山美术琉璃厂成为了淄博琉璃产业的集大成者，其美名也早已开始流传。
1966年，博山美术琉璃厂技术员伊善福率队援建延安。“当时，延安玻璃厂遇到技术瓶颈，我们带着料兽模具和花球制作图谱奔赴陕北。”伊善福回忆说，在窑洞改建的车间里，五位技师分别传授料兽、花球、米珠等技艺，“看着当地工人做出第一件完整的琉璃制品，那种成就感至今难忘。”这段经历不仅是工业支援，更让淄博琉璃的火种在黄土高原扎根，成为“全国一盘棋”时代精神的注脚。
与援建延安任务同样光荣，20世纪70年代博山美术琉璃厂援助马耳他的故事，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在13人的援助小组中，出身于琉璃世家、12岁开始就接触窑炉的吴建永主要负责大炉融制。
2019年8月，一场名为《溢彩琉璃咏东方》的中国琉璃作品展在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时隔近半个世纪，中马两地艺术家再次相聚，以琉璃为媒追忆过往、畅叙友情，中马友谊也在这样的文化交流中源远流长。
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出琉璃产业的创新浪潮。1978年成立的博山美术琉璃研究所，成为技术革新的引擎。仅仅两年时间，研究所就设计出了花插、烟缸、花球等170多种花色品种，作品在广交会上获得27个奖项。
“研究所的核心任务是让琉璃产品‘走出去’，做能出口创汇的产品。”王孝诚回忆，1980年，邀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韩美林设计了几十件作品，其中，“美林瓶”以抽象线条与琉璃通透质感结合，在广交会上一炮打响。
1978年，与博山美术琉璃研究所成立同步的，还有博山美术琉璃厂大型玻璃注射器生产车间的建成和投产，这在当时填补了山东省的空白，且对后来该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展现了产业多元化的前瞻视野。
时光如矢，昼往夜归。到1985年，博山美术琉璃厂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美术琉璃生产厂家，琉璃产品日渐丰富，在传统花球、内画壶等优势产品的基础上，增加了小米珠等新产品，年产琉璃工艺美术品1400万件，产品畅销澳大利亚、日本、欧美、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额200余万元。
淄博琉璃盛名之下，1979年，峨眉电影厂的摄制组进驻博山美术琉璃厂，拍摄纪录片《博山琉璃》。这部纪录片虽然只有10分钟，却是第一次用影像的方式记录展现千姿百态的博山琉璃，成为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关于淄博琉璃最早的影像资料之一。
《博山琉璃》的拍摄，像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又像是一场特意安排的时代仪式，用影像的方式生动封存起那段辉煌的过往。在这段珍贵的影像里，每一次回眸，都可以清晰看到那些涵盖了热成型和冷加工两大门类在内的花球、摆件、灯工、琉璃珠、雕刻、内画、铺丝等淄博琉璃主要产品。
在绚丽多彩的众多琉璃出口产品里，出口额最大的当属花球。从“万花球”到“扎瓣”花球，变形鸟兽花球，再到抽象派花球、自由成型花球。几经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博山花球已拥有近千个品种，年出口额达40万元。其中，已经传承了几代人的孔家花球闻名遐迩。
晶莹剔透、光彩夺目，琉璃花球为百花争放的20世纪80年代淄博工业增添了一抹亮色，如同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春风里“怒放”的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崛起，为琉璃产业注入民间活力。1988年，淄川区龙泉镇尚庄村“三顾茅庐”聘请博山美术琉璃厂技师郑子云，创办山东淄川工艺美术琉璃厂（现领尚琉璃）。“最初的厂房是废弃的村办仓库，设备只有几台老旧熔炉。”山东领尚琉璃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京田回忆，首批开发的12款小动物摆件，销售人员带着样品跑遍青岛、淄博的外贸公司，终于拿到了一个12万件的大单。
为筹备此次展览，博山美术琉璃厂精选3000余件珍品。“光包装就用了一个月，每件作品都裹着棉纸，加上稻草和木箱，共有三重保护。”原博山美术琉璃研究所副所长徐志修回忆。
开展首日，便吸引了故宫博物院专家、中央美院教授等文化界人士。此次展览促成了后续艺术家一系列的出国展演，还为后来中国（淄博）国际陶瓷琉璃艺术节的举办埋下了伏笔。
从清光绪年间王凤诰“偷艺北京”带回内画技法，到1958年老艺人薛京万改竹笔为毛笔，鲁派内画完成了一次工具上的蜕变。“四大神笔”之一的张广庆，20世纪80年代赴美国参加世博会，其创作的内画鼻烟壶引发轰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张广忠在现场演示内画技艺，很多外国游客说，看鲁派内画，如同透过一扇窗看见中国的文化底蕴。
进入新时代，淄博琉璃在传承中重构产业生态。2024年农历三月初三，在举行博山炉神庙会的同时，艺术与生活琉璃非遗文创市集在博山区琉璃大观园及周边区域盛大开幕。市集上，琳琅满目的精美陶琉艺术品、独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作品，以及博山独有的美味佳肴，共同构成了一场视觉与味觉的盛宴。
从战国随侯珠到AI设计的琉璃灯具，从宫廷造办处到跨境电商产业园，淄博琉璃始终以开放姿态对话世界。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淄博琉璃正以其独特的工匠精神和创新能力，引领着淄博品牌的发展之路。3D打印技术、数字化设计、新材料研发等先进科技手段被广泛应用于琉璃制作中，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赋予了陶琉作品前所未有的美感和质感。
三千年炉火不熄，八百里琉光永续。淄博琉璃以火为骨，将随侯珠的幽蓝熔铸成现代美学的棱镜，用挑杆挑起文明互鉴的虹彩，一部淄博琉璃的古今传奇，不是简单的薪火相传，而是千年窑火化作新时代的墨韵，以琉璃的通透与坚韧，不断书写“古技新生”的东方传奇，让每一道流转的光华，都见证传统技艺在时光淬炼中焕发的永恒生命力。
